《深入北方的小路》，[澳]理查德·弗兰纳根著，张竝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3年8月出版，388页，69.00元

博尔赫斯在晚年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年秋天，时间长河里的一个秋天”，神道教的神道们召开集会，他们对人类发明的种种“可能永远结束历史”的危险之物忧心忡忡，于是商议“不如我们把人们消灭掉吧”。就在这危急关头，一位神道却不慌不忙地指出，虽然人们发明了那些残酷的东西，但“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将世间的空间填进十七个音的东西……于是一首俳句给人类带来了拯救”（《作品带来的拯救》，收录于《地图册》，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3-85页）。

我们并不知道俳句是否曾在某个时刻拯救过人类，但至少博尔赫斯对它有所偏爱。理查德·弗兰纳根同样如此。《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原名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名作《奥之细道》篇名的英文直译。全书共五章，皆由俳句引出——想来弗兰纳根也一定同意博尔赫斯的说法，至少这部小说的空间，总可以填进这隽永的十七个音。

(资料图)

然而这并不是某种文人的游戏。隽永总与残酷相连——如若没有残酷之举，人类断不需要创造隽永以求救赎。而残酷究竟由何而来？当弗兰纳根以日本俳句作为《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外衣，其内核却是二战时期日军的暴行之一——为占领当时的英属缅甸，日军驱使总计超过六万两千名战俘修建缅甸铁路（又名泰缅铁路）。由于恶劣的施工环境和种种虐待暴行，到铁路通车（原计划六年，实际用时十七个月），约四分之一战俘丧命，于是这条铁路亦被冠以“死亡铁路”之名。著名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便是基于这一背景的创作。然而实际上，除了这一背景，整部电影纯属虚构。影片中英国战俘带着某种奇怪的荣誉感为日军修筑铁路桥，只为证明“完成这座桥的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群战士”，以此捍卫“大英帝国的尊严”。然而在现实中，战俘们仅仅活着便是最大的、唯一的胜利。正如曾在修建这条铁路过程中担任翻译的永濑隆看过这部电影后表示：“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建桥的战俘来说，条件比那部电影里表现得恶劣得多。”（[美]阿诺德·C.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梅小侃、余燕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256页）

《桂河大桥》

《桂河大桥》更像是局外人的借题发挥，其本质是战后世界对曾经信仰坚实的旧世界的乡愁。相比之下，对于讲述这一事件，弗兰纳根似乎拥有天生的合法性。本书题词为“献给第三百三十五号战俘”——这位战俘正是弗兰纳根的父亲。然而《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意义远不止于控诉暴行。弗兰纳根敏锐地捕捉到“本书背后的故事始于1942年2月15日，一个帝国随着新加坡陷落而终结，另一个帝国却冉冉升起”（23页）。而他笔下以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与其说是他的父亲，倒不如说是他自己——为代表的人物跌入的正是帝国梦想的裂隙。这条小路因盲目的战火显得残酷，然而使它如此残酷的终究不是战争——战争只是结果而非原因——而是无可依凭的存在本身。没有任何隽永之物可以抵消这种残酷，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将它走完。

“他明白这种欢迎并非相互的，而是以他们的世界为基准的”

尽管在2014年斩获布克奖时，组委会将这部作品定义为“一部关于爱与战争的巨著”，但《深入北方的小路》并不是《战争与和平》式的全景式小说。在开篇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与《队列之末》四部曲（Parade"s End，1924-1928），或者是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1945）。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错杂的思绪首先预示着“生存之烦”，这种烦闷因意外的邂逅而激化，最终转换为激情的暴风骤雨。出身低微的他凭借天资与勤奋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于是一种完美剧本似乎正在铺开——他将迎娶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孩，顺理成章地跻身上流社会，那个原本没有为他预留位置的世界：

他在想艾拉，在墨尔本参加外科培训期间他认识了艾拉。艾拉的父亲是颇有名望的律师，母亲来自远近闻名的牧业世家，祖父是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她自己是位老师。即便她有时显得有些沉闷，但她所属的世界和外在的容貌对多里戈而言仍旧焕发着光彩。即便她的谈吐都是陈词滥调，像是生搬硬套，鹦鹉学舌，使人无法确定她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但他仍然觉得艾拉善良而体贴。那个随她而至的世界令人安心，没有时间的牵绊，值得信赖，永世都不会改变，那个世界里有黑木装潢的客厅和俱乐部，有水晶制成的醒酒器，里面盛着雪利酒和单一麦芽威士忌，有新酿美酒那令人惆怅、迷醉，略显压抑的气息。（57-58页）

这是举世皆准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是战前世界年轻男子理想的生存法则。奋斗是为了一个位置，跻身其上便可生活无虞，无需再为金钱和尊严奔忙。最重要的是这个位置仿佛自带防腐，从而免受外部时间的侵袭。尽管那些需要忍受的东西，可能会让内在时间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无论如何，年轻的多里戈·埃文斯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哪怕是战争也不曾让他有所动摇——毕竟在真正踏上战场之前，这头怪兽始终只是传说，更何况在澳洲大陆，这个传说显得更加遥远。可是远方战事的轰鸣做不到的事，一个头戴山茶花的女孩却轻易做到了：“她的双眼犹如煤气火焰中的蓝色火苗。咄咄逼人。……像是要将多里戈一饮而尽。”（59页）这个名叫艾米的女孩仿佛生来便是艾拉的反面——艾拉沉闷而艾米活泼，艾拉虚伪而艾米真实，最重要的或许是，对于一个出身低微的年轻人而言，迎娶富家女几乎是一项道德成就，而艾米是背德的目标——她是多里戈舅舅的妻子。

但说到底，“红玫瑰”只是激情的催化剂。多里戈自己早已萌生了反叛的渴望。上流社会接纳出色的他，但“他明白这种欢迎并非相互的，而是以他们的世界为基准的”（58页）。艾拉是他既定之路上的一个路标，而艾米仿佛野马——或者他的骑手，当两人融为一体，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往何方。在一个固化而近乎腐朽的世界，未知是最迷人的游戏。

然而他们的游戏很快便被撞破。好消息是多里戈已经上了战场，至少暂时逃开了道德上的诘难，而坏消息是他将会面对更大的未知——远远超出游戏的范畴。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永远不可能回到儿时的球场了。踢球的乐趣在于，只要拼尽全力就有可能赢得胜利——“对他而言，没什么能比这更真实。生活再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意义”（10页）。

“也许他的那些画最后也会这样用——证明这些魔鬼有多么辉煌”

小说前两章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意识流”——尽管其中不只有“意识”。汇入文本的不仅有战前、战时与战后（于是我们知道主人公最终得以幸存，尽管他已经跌入平庸生活，并且沦为自己痛恨的美德的化身）的多里戈的思绪与经历，还包括通过艾米甚至是日军军官中村少校等人视角展开的内容。多声部叙述犹如万花筒，“作为一个作者，他（弗兰纳根）要打开一个长幅，看看他的路通往什么地方”（余华语，转引自何晶：《理查德·弗兰纳根：他以一己之力为塔斯马尼亚提供了声音》，《文学报》2022年2月26日）。而到了第三章，叙事变得常规而集中，仿佛弗兰纳根终于做好了准备，将笔下的人物集中起来，深入残酷的丛林当中。

理查德·弗兰纳根

然而在这里，我们读到的依旧是弗兰纳里独具特色的叙事。他总是看似漫不经心地抛出与先前叙述格格不入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总会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会看到战俘营的众人将连接铁路线与三英里半以外隔离营地的小道称为“多莉”（161页），而解释在四十多页后：战俘们被送往那里往往是因为感染霍乱，走完这条路本身便充满苦难，而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会死在那里，于是担任军医的多里戈便依照《圣经》典故，把这条路命名为“苦路”（Via Dolorosa，即耶稣去世前背负十字架走完的那段路）。Via Dolorosa在战俘口中变成了Dolly Rose，“再后来干脆就叫多莉”（206页）。多莉这个名字有多悦耳，这条路就有多苦——多么残酷的文字游戏。

在第三章中，更精妙也更关键的伏线当属两枚鸭蛋——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一章的故事全然发生于这两枚鸭蛋之间。一开始，“黑皮”加德纳（或许是战俘当中最善良的一位，“……[黑皮]相信，放弃一个人，就是放弃他们自己”[167页]）交了好运，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得到了一个煮鸭蛋和一罐炼乳，“炼乳是他从日本卡车上偷来的。鸭蛋是用画笔跟兔子亨德里克斯换来的，一位军官在去缅甸战场的途中经过营地时，黑皮从他的野战包里偷来了那支画笔”（160页）。黑皮在夜里偷偷享用了他的鸭蛋，然而蛋壳却在第二天清晨被“公鸡”麦克尼斯看到了。公鸡休息时的主要活动是背诵《我的奋斗》，一方面在日军战俘营，这本书很容易搞到，另一方面是他其实越发认同书里的观点，“恨对公鸡麦克尼斯而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像食物一样”（172页）。后来公鸡与其他人故意旷工，又在日本军官追查时拒不承认，结果担任小队长的黑皮被殴打至重伤，最终在起夜时溺毙于粪坑。“那个时候，公鸡本来是可以站出来的，可他心里头全都是加德纳从他那里偷了那只已经发黑的鸭蛋……他四处摸了摸，又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只鸭蛋。他的下嘴唇耷拉了下来。发现鸭蛋还在的释然很快被难以言表的恐惧感所吞噬。”（264页）恐惧吞噬灵魂——恨意何其盲目，而善良总是被牺牲。

黑皮死在这一章的结尾，对于读者而言是曙光将近（这一章哪怕只是读来都令人窒息），可战俘们的受难远未结束。修建这条铁路意味着活在“线”上，这条线彻底将他们的人生一分为二，于是即便是活到战后，吉米·比奇洛仍坚持要求孩子们折衣服时折边必须向外，“父亲想要警告他们，这个艰难的世界充斥着种种恐怖，不警惕、不聪明、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就会倒大霉”（265页）。然而孩子们知道的是，父亲绝不会为此伤害他们。在一个已经不那么艰难的世界里，恨所带来的伤害甚至不会比爱更多。

所以我们还需要记住什么呢？这也是多里戈的难题。身为军医同时也是军官的他是战俘营中的“大佬”，磨难更少但责任更多。他尽力帮助自己的同胞，与日军军官讨价还价（“多里戈·埃文斯决定，如果必须挑选病人干活，应该基于他的医学知识，而不是中村丧心病狂的命令”[192页]），甚至用勺子做了一场截肢手术（“他聚精会神地尽量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想象彩虹杰克人届中年时和孩子们在一起，残肢抵着垫子的场景”[245页]）。然而作为自保，虚无显然已经在他心中占了上风。当兔子亨德里克斯死于霍乱，多里戈一度想把他的素描本一并烧掉，因为他想不出保存这份记忆有何意义：

以后谁会知道这些画是什么意思？多里戈·埃文斯厉声说，谁来解释它们？一个人也许把它们看作奴役的证明，另一个人把它们视为宣传工具。在鞭笞之下建造金字塔是什么感觉，象形文字告诉我们了吗？我们还会去谈这个吗？会吗？不会，我们谈的是埃及人的威严、宏伟。还有罗马人。还有圣彼得堡，我们不会谈它是建在成千上万俘虏的白骨之上的。也许他们也会这么记住日本人。也许他的那些画最后也会这样用——证明这些魔鬼有多么辉煌。（216-217页）

如果我们纵容有人用历史宣扬辉煌，就应当允许有人用历史验证荒芜。在残酷之中，这算不得一种滥用。

“他永远不能承认，是死亡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

然而兔子的素描本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一场小小的奇迹——尸体爆燃的力量把它推出了火堆，掉在泥地上。但我们并不对此意外，因为小说第一章这个素描本便已经登场了，那是战后，人们打算将这份记录付梓出版，而多里戈正绞尽脑汁为它撰写前言：“看着那篇用他惯用的绿墨水写好的前言，他怀着一个充满愧疚的简单希望——他希望在那道横亘于他的梦想和失败之间的深渊中，也许有些文字还值得读，能让人感受到其间的真实。”（25页）

真实或曰记忆，正是凡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拒绝记忆的重负意味着罪的延续，“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页）。弗兰纳根的多声部、万花筒式写作同样顾及了施害一方，在前三章他便写了中村信仰的“大和魂”（“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是什么货色？他们就只能吹嘘物资有多丰富，机械设备和技术有多强大……无论何种逆境，无论多么缺乏工具和人力，中村都经受得住，铁路都能建成，战争都能打赢，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和魂”[102-103页]）；写了因为想不起俳句而无法杀人的幸田上校（“幸田上校相信万事万物皆有对称性和秩序感，因此他的头脑在对抗自身的弱点时，他变得困惑”，“他茫然不知所措”，“他已丧失了对事物序列的掌控，因此也丧失了对眼前的死亡的掌控，而以某种奇怪的、对他来说又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他还丧失了对自身生命的掌控”，“他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229页]）。在个体发现自由之前，群体率先发现了某种“伟大目标”，于是无情的逻辑统治了人的心灵——残酷发生在铁路线上，既是军事策略与历史进程的必然，但也充满象征意味，“在起草《拱廊街计划》的研究大纲时，班雅明写下了其中的一条：‘铁路的入口，进入梦与象征的世界。’当梦不再是诗意的象征而成为奴役的机器时，铁路理当也有能从噩梦中逃脱的出口”（李思逸：《铁路现代性》，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386页）。

《铁路现代性》

《深入北方的小路》最后两章便是这场噩梦的出口——小说结构的工整性可见一斑。帝国梦碎，铁路随之荒弃，“就如所有线路一样；它毫无意义”（267页），而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火车头更像是愚人的执念，世人的笑柄；中村艰难地逃脱了战犯罪责，位阶更高的幸田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位阶更低的朝鲜军士则带着未能拿到每月五十日元军饷的遗憾被献祭给正义与国际法庭。后来中村遇到了同样逃脱了罪责的同僚，得知对方的暴行更为残忍，随后又在另一位同僚那里看到对方对战时经历的怀念，他终于感到恐怖了：“他热爱诗歌胜过一切，而天皇就是一首一个词。或许，他想，是最伟大的诗、这首诗涵盖了宇宙，超越了所有的道德与苦难。和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它也超越了善与恶。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变成恐怖之物，成了怪兽和尸体。”（341页）

所以隽永之物真的不能抵消残酷，它甚至可能成为暴行的矫饰。只是诗歌本身无善无恶。多里戈也热爱诗歌，作为一个战争英雄，他过上了无虞亦无趣的生活，得到了他战前就该得到但又渴望逃避的“略显压抑”的位置：

他已经囊中空空，要么继续走从军的老路，要么重拾平民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他不清楚这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但它们突然吸引住了他，而军队不再像过去那样到处跑，败仗、胜仗，还有活着的人——活着的人!——不断地把已形成的东西撕成碎片，将坚实之物消融成空。财富、名声、成功、奉承——这些后来之物似乎只会加重他今后在平民生活中发现的那种无意义感。他永远不能承认，是死亡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

逆境能激发出我们最好的一面，日常生活却将我们扼杀。（295-296页）

然而平民生活还是吞噬了他。于是战后他唯一的高光时刻是将艾拉和孩子们救出火海——这仍是死亡所赋予的意义。弥留之际，他想到俳句诗人之水的辞世诗，一个画在纸上的圆。终究，因恐怖而残酷的小路、因平庸而残酷的小路——人所走出的“线”，都将扭转成圆，成为付给卡戎的银币，渡向永不或永恒回返的彼岸。

然而这个故事还未结束。小说最后一节再次闪回到战争之初，艾拉的信让多里戈心生绝望，“他会活在地狱里，因为爱也是地狱”（388页）。想来评价此书乃“爱与战争之巨著”或为同义反复——爱就是战争，正如帝国即庸碌，而隽永即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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